为履行企业减碳责任，该公司计划用5年时间，建成碳平衡生态林产业基地10万亩，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获得碳汇量6.7万吨，每年碳汇收益可达6700万元
记者从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获悉，该所近日与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牵头承担该局实施的珠江口陆海污染物实时监测系统建设。根据双方合作协议，还将在海洋科学技术专家咨询互动平台、海洋领域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等7个方面建立创新合作机制，促进广东海洋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中科院南海所党委书记黄良民介绍，根据协议分工，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组织实施珠江口入海污染物实时监测系统建设，中科院南海所为该系统的立项设计、数据研究与评价、预报产品制作等提供技术支撑，与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共同研究珠江口海域环境容量并建立入海排污总量控制制度。根据此前广东省海洋与渔业局公布的《2011年广东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广东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未得到根本扭转，主要河口和部分城市近岸海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入海排污尚未得到有效控制，海洋灾害和污染事故对海洋环境的威胁也在增加。据介绍，当前珠江口环境污染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四是大力推进生态建设后续产业的培育和发展。目前，我区已经做好了有关衔接工作，结合一期工程和我区实际，提出二期工程的保护与治理措施。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获悉，《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工程规划（2013B2022年）》进一步扩大了在我区的实施范围，在原有项目区的基础上，将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乌海市纳入规划范围，安排旗县70个，增列39个旗县。三是加大生态环境恶劣地区的移民搬迁力度。从法理来看，缓期执行已经是对环境违法企业的偏向，法律的天平不能永远偏向一边，否则这种偏向就会被无休止地利用并最终被滥用。
为了保证缓期执行真正达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效果，建议在《环境行政处罚办法》中对缓期执行做出直接的规定，以利于监督环境保护部门合法合理地使用缓期执行。因此，这就需要确立权衡和取舍的标准。环境违法处罚缓期执行的性质在中国现行的行政立法以及环境法中，这种缓期执行并没有直接的、明确的法律依据。●从法理来看，缓期执行已经是对环境违法企业的偏向，法律的天平不能永远偏向一边，否则这种偏向就会被无休止地利用并最终被滥用。
在期限届满前申请验收与期限届满前验收合格这两种解除处罚的标准之间，应选择哪一种呢？比较来看，还是应当以缓期执行期限届满之前验收合格作为解除处罚的标准，这也符合环评制度或三同时制度作为预防性制度的本质。这一权威解释显然过于简单。
在以公共利益为由而缓期执行的案件中，环境违法企业以及环境违法项目实际上都是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如铁路、公路、电力、供暖等，这些项目停止生产或使用必然会影响到公共利益。从现有案例来看，缓期执行都是规定在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或者责令改正的履行方式和期限部分，似乎可以视作环境违法处罚的履行期限的调整。缓期执行期限届满后有两种处理结果，但无论是立即执行还是解除处罚，都建立在环境违法企业的积极作为是否符合一定评判标准的基础上，从公开的案例来看，这个标准在环境保护部门做出的处罚决定书或者责令改正决定书中并不统一。缓期执行意味着环境违法行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合法地存在。
如果有其他替代性的措施能够弥补这些项目停止生产或使用所带来的公共利益的影响，并且在成本、效益等方面都具有可操作性，就无须暂缓执行处罚。公共利益的认定有待明确公共利益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在环境违法处罚缓期执行的案例中，有两种公共利益的表述同时出现：一种是环境行政处罚旨在维护的社会环境利益与人类的生存空间、生命健康利益。对于环境违法处罚中的利益衡量，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的一般解释是：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前提下，还要有对利益的判断和衡量。
但是，这两种公共利益所要表达的利益诉求是冲突的，前者的诉求是给予处罚，而后者的诉求是不予处罚。环境违法处罚中有一项缓期执行的规定。
从行政处罚权行使的角度来看，环境保护部门可以根据环境违法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以及环境违法行为本身的客观表现等酌情行使处罚权。环境保护部门是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但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附加了条件，即环境违法企业必须在缓期执行期间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防止环境污染。
如果在惩罚违法的同时损害了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就背离了立法的初衷。●缓期执行的标准不应简单地确立为立即执行处罚会损害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而应看惩罚环境违法时所损害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受损程度，看这种损害是否达到了抵消违法处罚的程度。如果环境违法企业没有及时建设环境保护设施，或者环境污染产生且造成较严重的环境危害，那么，缓期执行的条件就不具备，缓期执行也应当终止。此外，缓期执行只是暂缓执行，在期限届满后必须有一个最终的明确结论立即执行还是解除处罚，因此需要建立并完善与缓期执行相配套的持续监督机制，而不仅仅是原则性地规定环境保护部门对违法项目在缓期执行期间的监督管理，以将环境损害降到最低或者尽可能防止损害发生。缓期执行在法律上的依据是什么？缓期执行的标准是什么？缓期执行有哪些程序上的特殊规则？这些问题亟须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因此，衡量的标准不应简单地确立为立即执行处罚会损害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而应是惩罚环境违法时所损害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受损程度，换言之，这种损害是否达到了抵消违法处罚的程度。
缓期执行虽然并不意味着不予处罚，但在一段期间内确实有不执行处罚的效果，选择缓期执行就意味着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利益被置于比生存空间、生命健康利益更高的位置。这就要求，在判断环境违法处罚是否应缓期执行时，应当强调对违法项目的潜在环境危害性的评估，而目前所有案例的公示资料中都没有公开这一内容。
另外，在公开的案例中，缓期执行主要是基于环境违法项目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所带来的公共利益的损害，但对损害的判断都仅停留在事实的层面上，而没有从避免损害或减轻损害等解决问题的角度来思考。环境保护部门并未终止其缓期执行，反而将缓期执行又延长了两个月，最终的处理结果仍不得而知
缓期执行在法律上的依据是什么？缓期执行的标准是什么？缓期执行有哪些程序上的特殊规则？这些问题亟须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另一种是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利益。
缓期执行虽然并不意味着不予处罚，但在一段期间内确实有不执行处罚的效果，选择缓期执行就意味着社会生产、生活秩序利益被置于比生存空间、生命健康利益更高的位置。这里所谓监督管理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检查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情况。环境违法处罚缓期执行的性质在中国现行的行政立法以及环境法中，这种缓期执行并没有直接的、明确的法律依据。[page]缓期执行需要有监督机制缓期执行建立在承认环境违法事实的基础上，但在特定期限内并不停止环境违法项目的生产或者使用，如果没有实质性效果指标的规定，也无法杜绝环境危害的产生。
而纵观环境保护立法的规定，均未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一类的公共利益作为裁量情节。从中，可以看到环境违法处罚缓期执行的制度还不规范。
二是，减轻处罚并不是最终的、确定的处罚结果，只是一种过渡方法，暂缓期限经过后，视环境违法企业的表现和行为结果来确定是否执行以及执行何种处罚。缓期执行意味着环境违法行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合法地存在。
因此，对于环境违法处罚缓期执行这种近年来较多使用的自由裁量方式，有必要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将公共利益这一裁量因素明确下来比较妥当。如果在惩罚违法的同时损害了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就背离了立法的初衷。
此外，缓期执行只是暂缓执行，在期限届满后必须有一个最终的明确结论立即执行还是解除处罚，因此需要建立并完善与缓期执行相配套的持续监督机制，而不仅仅是原则性地规定环境保护部门对违法项目在缓期执行期间的监督管理，以将环境损害降到最低或者尽可能防止损害发生。从行政处罚权行使的角度来看，环境保护部门可以根据环境违法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以及环境违法行为本身的客观表现等酌情行使处罚权。另外，在公开的案例中，缓期执行主要是基于环境违法项目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所带来的公共利益的损害，但对损害的判断都仅停留在事实的层面上，而没有从避免损害或减轻损害等解决问题的角度来思考。在期限届满前申请验收与期限届满前验收合格这两种解除处罚的标准之间，应选择哪一种呢？比较来看，还是应当以缓期执行期限届满之前验收合格作为解除处罚的标准，这也符合环评制度或三同时制度作为预防性制度的本质。
二是关注环境污染的产生及其影响。环境保护部门并未终止其缓期执行，反而将缓期执行又延长了两个月，最终的处理结果仍不得而知。
大多数缓期执行的案例中，环境保护部门都是直接或间接援引公共利益作为缓期执行的依据。对于环境违法处罚中的利益衡量，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的一般解释是：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前提下，还要有对利益的判断和衡量。
在以公共利益为由而缓期执行的案件中，环境违法企业以及环境违法项目实际上都是涉及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如铁路、公路、电力、供暖等，这些项目停止生产或使用必然会影响到公共利益。对于电力、交通、供暖等资源供给型产业的环境违法处罚，在决定缓期执行之前，一般应考虑寻找替代性的资源供给方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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